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对于报请协调的案件，"对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制作正式意见，经党委政法委主要领导签批，印发各有关政法部门党委（党组）贯彻执行。通过上述"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使中国司法工作者加深了对苏联司法制度的了解，提高了其学习和移植苏联司法制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在50年代初掀起了一个学习和移植苏联司法制度的高潮。

59.《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页。这种修改虽然缓解了庭审中监督权与制约权的矛盾，但庭后监督的事后性决定了这种监督，无法及时和有效地制止、纠正法院的违法审判活动。23.张培田、张华：《近现代中国审判检察制度的演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司法机关党组提请党委讨论研究的重大、疑难案件，党委可以依照法律和政策充分发表意见。二、评析：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的教训 （一）党委审批、协调案件，影响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苏共执政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党政关系问题。

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法律。67.杨玉俊、胡春健：《刑事审判监督制度之完善》，《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对于长久习惯于在自己的亲和圈即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来说，后产生的拥有军队、警察、法庭的国家的确是一种异己之物，是一种外在之物，让它来耀武扬威地解决纠纷，是很让纠纷双方都没有面子的，因此必然产生隔膜感。

一方面，人们对国家寄予的期望越多，呈交国家解决的纠纷越多，国家越是力不从心，不能解决时纠纷也就越多，国家越发显示出无能的形象，国家的威信越是贬低。纠纷的国家解决机制，其要义或本质是：它是纠纷解决的最后选择，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伤感情的选择，是会造成不可改变的结局的选择，因而有着对社会和谐之篱笆进行最后修补的属性。所以，用那种虽然不太完善、达成的结果不太令人满意的，且从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来讲好像有缺陷的方式了结纠纷，总比让纠纷恶化或扩大化要好。还有的行会的制裁方式是给行业祖师出香火钱、罚请吃一次盛宴、出钱请戏班给行会同人唱大戏、开除出会馆、大家联合抵制他等等[10]116. 此外，为了有利于纠纷的解决，社会自治组织通常还设计有与国家联接的机制。

实际上，能够参与纠纷解决的社会组织，可能包括多种形态：（1）血缘社会，指宗族、宗亲会等等。古人云一年官司十年仇，《重订增广贤文》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两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大概都是讲诉讼或曰国家纠纷解决模式的这种属性。

比如，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戈尔诉布什案，最后是以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投票表决解决的。所谓和谐社会，就是利益有不同程度冲突的各色人或各类群体和平共处、相得益彰的社会，是纠纷得到及时的、制度化的解决的社会，是纠纷解决机制健全有效的社会。如三国曹魏时立法：贼斗杀人，以（已）劾（告发）而亡，得听（受害人）子弟追杀之。其实，只要考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上的纠纷，层出不穷，无以数计，如果按照解决途径来分，应该说事实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正好相反。

……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中国传统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已经荡然无存，民间秩序权威几乎全部被视为封建宗法势力、家长制残余、土豪劣绅、黑恶势力、讼师讼棍加以扫荡，社会力量在纠纷解决中已经没有任何正当权威，即使在有些案件中参与纠纷解决，也大多是以妾身未明的可怜姿态出现，随时可以被官方一句话加以否定。2.社会作为纠纷解决者对于社会（society），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关系、人际交往、公共生活的角度来理解，不能把社会仅仅理解为客观的社会。因此，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一要义不一定是如何保护纠纷双方争议的正当利益，而是为了防止纠纷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恶性循环。

他们实际上也能参与某些纠纷的解决，比如参与有关知识产权侵害事件（如学术抄袭）相关纠纷的解决。我们1997年《刑法》规定了对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的无限防卫权，旨在借人民之手制止犯罪、减少纠纷，实际上是将国家的一部分执法权或行刑权授予了特殊环境下的受害人。

只有在社会途径解决不了之时，才可以诉诸国家。个人解决纠纷，总的来讲，就是自力救济。

关于前者，如安徽太平县《李氏家法》第十条规定：如有子媳忤逆不孝，屡教不改，经族内捆送入祠杖责后仍凶狠不服，则送官究办。我们甚至可以说，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设计理念就是，用虽不理想，但没有更好的办法的办法来解决一切纠纷，恢复和谐。这一趋势是非常危险的。其自力救济的方式，应该包括以下多方面： （1）个人自力报复。我们只需看看今天的中国哪一个民间团体能够不挂靠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而成立或存在，就可以知道：真正有国家无社会的国度是不可以真正解决纠纷和建成和谐社会的。并不是说只有二审才一定能够保证兑现正义，而是说必须有终审制，使官司不至于没完没了地打下去。

纠纷的解决是为了恢复和谐，保障和谐。[9]56除了调解之外，社会组织还以自己的权威直接仲裁案件，如近代上海的商会直接仲裁商人之间的纠纷案件。

这就是为什么在公诉案件中国家公诉人只能与个体被告人诉讼权利平等，也就是为什么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要说成是女王诉汤姆斯、合众国诉辛普森等等。清代宗族法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6]费成康。

反之，一切纠纷都依赖国家解决，即使也能达到某种安定或稳定，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二是作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这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以及对政党或国家机关局部违宪的追究事务中。

如台湾《工会法》第五条规定工会之任务包括劳资间纠纷事件之调处、工会或会员纠纷事件之调处[8]1173.其《农会法》第四条亦规定农会任务之首是保障农民权益，调解农事纠纷[8]1181.（6）商业社会，指行会、会馆、金融互助会等等。而承认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和国家作用的局限性，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要义。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如果不尊重个人和由个人自愿组成的社会，不承认它们有天赋的自治权利，我们就无法理解民主和法治。

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纠纷解决机制，国家本身是作为不得已的、最后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建设起来的。如《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兔子不吃窝边草帮助保护当地百姓利益和解决纠纷，又如当今拉登的基地组织发动的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措施，也可以视为某种纠纷解决的模式或途径。

第四，不尊重社会，就无从言和谐社会。此即先秦法家慎到所言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

比如为了预防婚姻纠纷，中国古代的婚姻一般是以两个家族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为保障的。本文仅仅从纠纷解决的主体和路径分析出发，探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尤其是反省新中国成立以来纠纷解决思路的日益狭隘化的问题，以期为中国未来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这是由个人进行的纠纷解决模式。比如在中国古代宗族内部，对于违反宗规族法的人，其制裁方式是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一要义不一定是全力保护纠纷双方争议的正当利益，而是为了防止纠纷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恶性循环。他们其实可以在纠纷解决中发挥作用，如中国古代的宗族通过族长、宗祠自行裁决纠纷[5]97～102。

我们通常看到，在发生纠纷争吵的场合，为何自认为有理的一方一般会调门很高，这正是为了制造舆论，将在场之人引入裁判员角色，或吸引人们围过来当裁判员。我国今日的商事仲裁机构进行的仲裁调解，就是这类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现。

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为什么经过国家就必然有这种绝感情、伤和气的效果呢？我认为，归根结底是由于国家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异己性、外在性。

2004年台湾大选中的国亲联盟诉民进党选举舞弊案，也是通过司法机关驳回起诉的方式解决的。公权力（国家司法权）明确可以介入民间调解这类私权事务，并且国家对私权利的效力拥有最终的决定权。